换句话说，正是律师在法庭上的锱铢必较，才有了司法工作人员法治思维的养成和法治的进步。
有很多法官感叹，审判绕着数字转。大多数法院即使关了水龙头，如果当事人的问题确属紧急，也会在斟酌之后特事特办)，且在目前去行政化的司改大背景下，取消考核也已成定势。
从审查到登记，并非司法诉讼启动的毫不设防。前述立案难带有时机性、阶段性，只要避过特定时间，障碍自然消除，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对公民权利造成实质性影响(当然也会有影响，但总体危害不大。就算立案上采取登记制，法院也完全可以在登记之后设置种种门槛，使纠纷进入程序但却不启动程序，公民面临的境况无任何改变。在众多指标中，结案率是权重最高的几项数据之一。在大多数法院已经开足马力，超负荷运作的情况下，想要在结案率上表现出彩甚至只是勉强过关，控制好分母便是唯一的选择。
在这些阶段，司法对程序的控制和引导因受制于当事人权利之间的互动和对抗而难有操作空间。中央深改组近日通过《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直指立案难，试图以登记制代替审查制，倒逼法院敞开大门。在此类交易中各方的权利义务如何界定，也需要民法典予以明确。
因此，从实用主义角度看，对于民法典形式理性的追求不应成为第一位的目标。这也就要求编纂民法典时要正确地处理立法的前瞻性和现实性问题。这种基本理念上的稳定与各国法典在具体编章构建上的调整表明，民法典体系结构上的变化主要是由于社会发展产生了某些新领域和新问题，需要在民法典中有所反映。从社会生活关系上说，私生活自由观念日益增强并为公众所接受。
然而，也有人对此种观点和规定提出了否定的看法。因此，我们首先应强调的是民法的私法性，这正如商品经济是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一样，确认民法的私法性也是不可逾越的。
对立法者而言，或许更明智的做法是尽可能完善配套机制，给当事人更多的选择机会。4自治与强制的关系 民法为私法，此无争议。但作为民法，不论何国的立法，又必有共通之处。综观各国民法典，民法之编纂体例，有两种。
笔者认为，如果民法典确认的权利完全超越社会经济生活条件，固然是不能实现的，这种规定也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在这方面，弗卢梅的私法自治论可以说是现代学说的代表性见解。但这也不意味着我们完全放弃私法领地的自治权，而是有限地承认公权力干预的合理性、合法性。笔者认为，在编纂民法典中处理好形式理性与实用性、前瞻性与现实性、本土化与国际化，以及任意性规范与强制性规范的关系，是制定好法典的基础性工作。
他认为现实中的具体法律行为，不仅是私法自治所规定的行为，它是由私法自治与法秩序共同规定的行为，是两者相结合而成的一种法律行为。否则，民法典就与一般的法律汇编无异，称不上形式理性的产物，起不到全面调整的作用。
民法典是形式理性的结晶，实用性为民法典生命价值，形式理性为实用性创造条件，但形式理性不应是法典编纂的第一位目标。正如国家应修建更加完善的道路交通网络，而不应是规定人们具体的行车路线一样。
对权利保护和法官适用民法典判案而言，民法典相应部分的具体规定才是当事人和法官所最为关注的。我国大陆地区这种体制上的转轨，决定了其在立法上是从不承认私权利到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承认私权利，而不是直接确认应有的私权利，在许多场合私权利似乎仅是国家恩赐的结果（如对农民享有的土地权利的认识，有人总认为这是国家给予的福利），改革初期立法方针上的放权而不是还权可以说是此种现象的反映。因此，在通过公法性民事规范来建立某些自以为是积极秩序的时候，必须进行充分的论证，并且随着社会发展要不断反思检讨。但民法典的发展更体现在内容的完备上。笔者也赞同侵权责任法独立成编，赞同在民法典中对知识产权作一般性规定，赞同设立债法总则编。德国民法采取潘德克顿式，因而此编纂体例也即为德国法体例。
在网络环境下，法典不仅应对各种形态的网络财产的归属和利用做出明确规定，而且在现代的网络（互联网与物联网）条件下的交易与传统的交易方式相比较，无论是在合同订立还是在合同履行即货物的交付和货款的支付上，都极不相同。因此，笔者主张，在民法典的编纂中，民法学界和实务界应当将主要精力放到具体制度的研究上，而不要因此类问题的争议而延缓民法典编纂的进程。
另外，由于我国前一时期的民事立法采取的是零售方式，因而不可避免地相互有冲突，这也需要在法典编纂中予以解决，而不能仅将现有的民事法律在法典中照单全收。但是，如果民法典确认的权利不能满足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需要，则这种立法就是落后的，这样的法即使不能说是恶法，也不能算是良法。
可以说实用性是民法的生命价值之所在。相对于结果性和普适性要求意味较浓的社会公共利益而言，或许仅具有功能性描述的公共用途一词更加准确、贴切。
而民法典是民法形式理性的最高成果，编纂民法典也就成为实现民法实用性这一价值取向的基本条件。因此，在现代制定民法典时，完全消除公法性民事规范是不可能也不现实的。但法典总体编章的设置要以具体法律制度的完善为基础，并且编章无论如何设置都只具有相对合理性。这就要求在民法典中必须为意思自治、为主体的自由留有足够的空间，而不是先从如何干预和限制自由上考虑。
从对实用性的影响来看，内容的完备性在重要程度上甚至已经超过了形式理性。例如，德国民法典较之于法国民法典增加了法人制度等规定。
编纂一部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法典，是贯彻落实中央决定的必要之举，是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必经之路。因此，若一方是具有垄断地位和庞大经济实力的组织，而另一方是弱势的公民或者组织时，为了维护平等而制定公法性民事规范就是必要的。
这种有违本土化的规则应予以修正。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法典具备了转型工具的作用，能够带动、促进社会的转型。
社会公共利益一度成为公法干预私法的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但是对于社会公共利益具体范围的理解是存在很多争论的，即使在某些比较普遍认为存在社会公共利益的场合，也可能会出现不同的声音。民法典须坚持民法的私法性，为意思自治、主体自由留下充分的空间，在民法典中制定公法性的规范是必要的但必须有合理的理由。我国现在进行编纂的民法典是21世纪的民法典，因此，我们就不能完全以19世纪、20世纪的民法典为样本，而应考虑21世纪民事关系的发展。法典的本土化应当考虑本国的传统。
在编纂民法典过程中，立法者应当考虑一项法律规定、法律制度的价值和相互间的逻辑性，但不应当充当监护人和家父的角色。当然，对于人身权的种类及如何安排的确也值得研究，例如，就公民的姓名权而言，尽管多数人认为属于人格权，但其是否也具有身份权的特性并非没有疑问。
公法与私法的融合趋势日益增强，体现在私法上出现一些公法规范，强制性规定增多。但在吸收他国的立法经验和借鉴他国的制度时，应当注意各国立法上的逻辑性和制度的目的性，而不应照搬，以免造成制度间的矛盾和资源的浪费。
但是，对于人身权的规定也应为现代民法所重视。虽然法律对于某一所有权的行使可以予以必要的限制，但这种限制必须有正当的理由。
